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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暴发，英国政府进而通过《南京条约》把香港窃为己有，可是很少有人知道，英国发动这场战争所要保护的对象——鸦片，出自著名的沙逊集团创始人犹太人大卫·沙逊之手。
大卫·沙逊1793年出生于巴格达富庶而有名望的犹太家庭，成年后因与当地行政长官发生矛盾，于是携全家离开巴格达，1832年来到英国统治下的印度港口城市孟买，凭借财富加入了英国国籍。大卫·沙逊知道，当时的英国工业资本家为了获得更多的贸易权力与利润，正在极力反对东印度公司垄断地位，而港口城市孟买作为殖民属地，一定会在对东方的鸦片（和纺织）贸易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于是他立即就在孟买设立了沙逊公司。
事情的发展果如大卫·沙逊所料，1833年8月，英国议会通过了废止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专利权的法案，大卫·沙逊便全力将英国人在印度生产的鸦片输入中国市场。“黄金如雪片似地向他飞来”，有作者这样赞扬沙逊公司的业绩。按照犹太人的传统，大卫·沙逊还把两个妻子所生的八个儿子安排在鸦片贸易的重要岗位上。
1830～1831年，英国人销售鸦片近两万箱，获利合成美元有数百万（一部分流入英国女王的腰包）；1836年交易超过3万箱，中国东南沿海城市很多青壮年男子和兵丁已经深深堕入沙逊公司生产的鸦片的毒瘾。
1838年，清政府派林则徐前往鸦片重灾区广东禁烟，次年林则徐扣留英国鸦片2万箱并将之销毁。面对惨重的损失，恼怒的犹太鸦片巨商大卫·沙逊联合众商人，要求英国政府为他们复仇并挽回损失，于是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暴发，战争以中、英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结束。《南京条约》规定：1、割香港岛给英国；2、赔款2100万元（西班牙银元）；3、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
中、英鸦片战争之后，犹太人大卫·沙逊的鸦片贸易获得了天赐良机，沙逊公司凭借《南京条约》及英国政府给予的特权，先后在广州、香港和上海设立了分公司，尤以上海的业务扩展迅猛，上海后来甚至变成沙逊公司在华业务的中心，地位超过香港和广州，这也为沙逊公司直至20世纪中叶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华鸦片贸易为大卫·沙逊及其家族带来了巨大的财富，据估计他在1854年时已拥有百万财富，成为英属印度的首富。
除了早期的鸦片和棉纺贸易之外，沙逊公司的业务范围也随着财富的积累而扩大，例如1864年8月，大卫·沙逊会同其他洋行代表发起创办了香港汇丰银行。
1864年11月7日，71岁的大卫·沙逊死于印度，沙逊家族继续上演远东商业的传奇。
（二）
英商新沙逊洋行（转，作者：佚名）
英商新沙逊洋行(E.D.Sassoon & Co.)是英籍犹太人伊利亚斯·台维特·沙逊(Elias David Sassoon)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创立。因与其胞兄阿尔伯特·沙逊(Alberr Abdullah Sassoon)经营的沙逊洋行(David Sassoon & Co.)中文行名相同，极易混淆，故人们以其来华先后，在行名前冠以“新”“老”两字，以示区别。但两行在经营及资金上并无关系。
新沙逊洋行建立初期，主要经营鸦片买卖和纺织品等贸易，是行商性质，在华资金均为流动资本。新沙逊每年运进上海售卖的鸦片平均有5000箱，价值300多万银两，利润高达100万银两。
光绪三年九月初七(1877年10月13日)，伊利亚斯乘美商侯德奥斯汀公司(Augustine Heard Co.中文名琼记洋行)破产之际，以8万银两取得南京路外滩今和平饭店所在地这块产业，土地面积11.892亩，地上房屋除沿仁记路(今名滇池路)一幢红砖墙3层楼西式房屋自用外，其余沿南京路和外滩的房屋，全部出租。这是新沙逊涉足房地产经营的开始。同月27日，伊利亚斯的儿子爱德华·沙逊(Elias Edward Sassoon)和迈耶·沙逊(Meyer Elias Sassoon)又乘宝顺洋行买办徐润周转不灵之际，以95000银两低价，购进天潼路以南，河南北路以东4块土地(原名宝康里，现河滨大厦所在地)共计面积28.252亩。此后在19世纪90年代又先后购进和乐里、广福里、普安里、如意里、万安里、松柏里、乍浦里、庆顺里、长鑫里、同兴里、新新里、永兴里、德铭里、金隆里、德安里、永定里等10多处产业。从1880年起，沙逊家族已是南京东路房地产第一大户，这一纪录保持达35年之久。在1877～1900年期间，新沙逊洋行即占有29处产业，土地面积364.449亩，坐上上海房地产商的第一把交椅。
根据新沙逊洋行民国10年(1921年)8月1日的报告和其他档案资料估算，沙逊集团在民国10年拥有的29处产业，投入的资金约为209万银两，仅相当于新沙逊洋行两年贩买鸦片的利润。
光绪六年新沙逊洋行创始人伊利亚斯去世，由长子雅各·沙逊(Jacob Elias Sassoon)和3个兄弟经营，民国5年雅各死后，新沙逊洋行实际控制权落到第三代维克多· 沙逊(Elice Victor Sassoon)手里。民国9年，中国人民禁烟呼声高涨，鸦片贸易日趋衰微。维克多乃改变经营方针，于民国9年把新沙逊洋行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E.D.Sassoon Co. Ltd)核定资本为100万卢比。业务重点转向房地产经营。
新沙逊公司于民国15年设立了一个专职经营房地产业务的华懋地产股份有限公司(Cathay Land Co. Ltd)，新沙逊公司则专力于资金的调配周转。民国17年又设立了远东营业有限公司(The Far Eastern Investment Co. Ltd)，经营金融信托业务和房地产投资。同时还把原沙逊家族的许多房地产分别用地产公司名义来经营，设立了上海地产投资公司(The Shanghai Estate & Finance Co. Ltd)、东方地产公司(Eastrn Estate & Land Co. Ltd)、上海地产公司(Shanghai Properties Co. Ltd)、汉弥尔登信托公司(The Hamilton Trust Co. Ltd)、徐家汇地产公司(Zikawei Estate & Investment Co. Ltd)。由于附属企业增多，为了便于控制，新沙逊公司于民国19年又创立了新沙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E.D.Sassoon Banking Co. Ltd, Shanghai Branch)，总行设于香港，负责新沙逊系统各企业的资金调度，新沙逊公司则站在指导的地位上策划一切。其后为扩大房地产业务，又于民国21年成立三新地产公司(San Sin Properties Co. Ltd)。维克多为了加强垄断集团地位，用托辣斯的组织形式，在新沙逊公司和新沙逊银行控制下，设立了与房地产有关的公司企业10多家。如配合营建房屋，设立了凡柏罗打桩公司、中国氰泥砖瓦公司、中华机器凿井公司、葛立道钢窗公司、并操纵祥泰木行；为了充分利用高楼大厦攫取更高利润，开设了华懋饭店、都城饭店、华懋公寓、仙乐斯舞厅等；为了这些饭店、旅馆、舞厅的供应需要，又开设了毕聚木器公司、华懋洗衣厂，并控制上海啤酒公司，渗入正广和(汽水)公司。另外，还在民国12年兼并安利洋行，民国17年收买上海有名的道契挂号商爱尔德洋行。到民国24年时，上海新沙逊直接经营或投资渗入的各类公司达30多家，形成庞大的垄断集团。
新沙逊经营房地产业务的手法多种多样，最主要的是大量兼并占有房地产和建筑高层建筑，形成垄断地位。除了低价收购外，还通过抵押放款的方式吃没押产。新沙逊集团对抵押放款的条件十分苛刻，押价极低，一般仅抵产价的百分之三四十，但利息却很高，至少要8厘，甚至1分以上，欠息不付，要按季加入本金，利上加利。许多押户到期无力归还，只好任其吞没。如湖北路迎春坊、唐山路润德里、昆明路原德里、黄陂南路安义里和泰晤士大楼、华盛顿公寓、静安公寓等等，都是新沙逊集团用这种手段吞没的。
新沙逊还用出租土地给他人翻造新屋到期屋归地主的办法，“归”进了大量房屋。光绪十五年沙逊以116000银两的代价取得苏州河北岸的山西北路口的德安里产业，土地面积56.344亩，除12亩空地外，其余都建有房屋，沙逊在收了31年房租后，民国10年，将此地出租给怡和洋行买办祝兰舫，翻建市房130幢，里弄住宅197幢和仓库6座。租地合约规定：租期25年 ，期满房屋连土地无条件归土地出租人所有；地租，第一个10年每年租银106250两，第二个10年，每年租银109375两，最后5年，每年租银112500两；房屋造价不得少于40万银两；建造材料必须是上等新料，不得使用旧料；房屋建筑时，由土地出租人委派建筑师督造监工，建筑师费用由土地承租人负担；房屋造好后，要在土地出租人指定的保险公司保足火险，保险单和保险费收据应交土地出租人保管。根据条款，每年的土地租额不论是开始的106250两还是最后5年的112500两，都比旧德安里民国4年的全年房租额103250两还多，一年地租几乎等于它最初买进这块产业的全部买价。民国20年1月，祝兰舫经营其他商业失败，将德安里房屋向新沙逊银行押款35万两。民国22年6月祝家将剩余的13年地上权房屋转让与简陈季。民国24年6月29日简又让给美商中国营业公司，同日由中国营业公司转让给新沙逊集团。最后新沙逊出了一笔提前归屋补贴费877000元，租期未满，德安里全部房屋即为新沙逊所占有。
据不完全统计，新沙逊集团从民国3年到民国18年，用租地造屋期满屋归地主的办法一共出租了15处土地，计140.860亩。不到25年，先后归进里弄住宅和市房760幢、仓库11座、公寓1座、大楼2座，共计房屋面积138338平方米，等于1949年新沙逊集团下属华懋、远东、上海地产投资3家地产公司拥有房屋总数1986幢的38%，房屋面积52万平方米的26%。新沙逊集团的上海经理在1917年出租长鑫里土地一份报告中说：“所议如果实现，有极大的好处，首先可以有一所崭新的具有各种设备的大房子来代替现在的破屋，自己不花一个钱。第二可以在这一项产业内长期收取可靠的固定的租金。第三修理保养费全部由承租人负担。最后我们可以避免租不出去和收不到租金的呆帐”。
新沙逊集团从民国14年起开始兴建高层建筑，首先建造的是沙逊大厦。建造这座大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收取高额租金。大厦落成后，包租给集团附属的华懋饭店独立经营，按年收取60多万银两巨额租金。这座大厦建筑成本包括土地作价200多万两，共计760多万两，只要13年时间就全部收回。
沙逊大厦的建造，是新沙逊房地产经营上的一大转变。在尝到甜头后，便以建造高楼大厦和西式住宅为重点。相继建造了河滨大厦、都城饭店、华懋公寓、格林文纳公寓、汉弥尔登大厦。为建造高层建筑和西式住宅，华懋地产公司在民国19年、21年、22年先后3次发行公司债300万银两、100万银两和150万银元。
新沙逊集团房地产的利润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房租收入，二是房地产买卖。
新沙逊集团的房租收益巨大。以南京路外滩产业为例，从民国4～15年11年的租金额约105万银两，再加上光绪三年到民国4年38年的租金，总数至少超过250万银两，除去20%的管理费用，房租净收益在200万银两以上，50年利润近25倍。民国13年这块地估值220万银两，这笔增值利润还不计在内。再以新沙逊建筑的茂名公寓为例，这座大楼建成于民国20年，当时的地价和建筑费用共计420万元，全年房租收入为56万元，除去管理费及税捐支出，全年房租净收入为337120元，在净收入中，除去常年5厘的投资利息，就是每年的盈利。照这样计算，第二十年，便可将420万元投资全部收回，还可收到以420万元为本金的利息2739000元。像茂名公寓这样的建筑物，一般估计可使用100年以上，可见投资利润之优厚。
房租利润如此丰厚，但新沙逊仍然经常增加房租，从广福里、广安里等8条里弄增租情况来看，民国4～20年币值比较稳定的十余年时间，平均增长2倍，最多增长3倍以上，少的也增1倍强。8条里弄租金总额民国4年为144000余银两，到民国20年已增加到45万余银两。
根据沙逊档案，民国10年全年房租收入为73.4万银两，民国17年为103万两，民国27年为425万元，民国30年为688万元。早在光绪三十二年四月至光绪三十三年正月的11个月里，新沙逊就将在上海的房租收益白银逐月由轮船运出。数量分别为：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十一日运出青云里等8处房租银21787.49两，金隆里等12处房租银16674.16两，公和里等11处房租银10329.53两，共计银48791.18两。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初十运出银41271.44两，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十四运出银37138.88两，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十七日运出银37675.88两，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一日运出银34965.39两，光绪三十二年八月初十日运出银38021.42两，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初八日运出银38719.64两，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十五日运出银46600.05两，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运出银36286.56两，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运出银38665.64两，光绪三十三年正月二十日运出银38504.04两。
11个月共汇出白银43万多两，这仅是有记录可查的早期房租的一部分。至于以后无记录可查的每年几百万元房租被捆载而去，数目就不知要大多少倍了。
新沙逊集团收取房租，由买办承办，包干负责。光绪三十三年，新沙逊洋行与买办沈志贤、马小眉两人签订合同，规定由他们“收取该行或该行中人或该行代管之房产租金”，并规定每月底将上一个月的全部应收房租交给新沙逊洋行。年终时，新沙逊洋行再将这一年确实无法收到的房租退还给他们。这样，新沙逊的欠租损失便微乎其微，民国3年的欠租损失总共只有790元。上海新沙逊洋行于民国4年4月8日向孟买和伦敦汇报时曾说：“其他当地的大型房地产业主，在这方面所遭受的损失之大是众所周知的。我们则对工作人员和收租员采取了非常严格的监督措施，并使用一切可能的办法来保护你们(按：指沙逊家族)的利益”。后来买办只经收中式房屋的房租。
新沙逊集团除了房屋出租外，也做房地产买卖。在民国19～20年地价飞涨时，在一年内把早年低价买进的12处产业高价卖出，共得价银14388719两，仅此一宗净赚银1000万两以上。
民国24年时，新沙逊集团占有的房地产达50多处，集中在几个地段：在南京路、福州路一带，有沙逊大厦、汉弥尔登大厦、都城饭店等大楼和庆顺里、和乐坊、长鑫里等10多条里弄；在淮海中路、茂名南路一带，有茂名公寓、锦江饭店、茂名花园公寓、凡尔登花园、培福里、纪家花园等；在苏州河北岸有河滨大厦、瑞泰大楼、瑞泰里、乍浦里、德安里等多处；在四川北路长春路一带，有长春公寓、北端公寓、狄思威公寓、余庆坊、启秀坊等。至此，新沙逊集团在上海拥有的房地产，不论在土地面积、房屋面积和高层建筑幢数方面，都已居上海房地产商的首位，成为上海的房地产大王。
民国26年八一三战事后，上海租界的地位岌岌可危，新沙逊集团决定从上海撤退，把华盛顿公寓、王家沙花园以及三新地产公司一半产业出售，并大量抛售各附属企业和投资关系公司的股票。
民国30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新沙逊集团所属远东营业、上海地产投资、华懋、汉弥尔登、东方、中和、三新、爱尔德等地产公司均由日本军管。
民国34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新沙逊集团的房地产虽然已经发还，但他们赖以发财致富的租界特权已经消失。蒋介石政权摇摇欲坠，通货恶性膨胀，新沙逊集团的老板维克多·沙逊不得不承认“在中国开展大规模业务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把上海地产公司、东方地产公司、汉弥尔登信托公司等附属机构撤销，并将远东营业、上海地产投资、华懋等地产公司改为上海分公司，设总公司于香港，资本额也改以港元计算，同时大量出售产业。
上海解放后，新沙逊集团因积欠巨额债务，不得不于1958年10月31日以产抵债，把新沙逊公司、新沙逊银行、华懋地产公司、远东营业公司、上海地产投资公司以及华懋洗衣厂、华懋饭店、都城饭店、华懋公寓等9家企业在华的全部财产转让给中华企业公司，结束了在华业务。
（三）
维克多·沙逊 （Elias Victor Sassoon 1881～1961年）
旧上海首富。英籍犹太人。出身于沙逊家族，世袭准男爵。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参加英国皇家空军，作战中左脚负伤致残，人称“翘脚沙逊”。1918年在印度继承家产，取得新沙逊洋行的经营权。曾任印度殖民地国会议员、调查印度工业劳动问题皇家委员会委员等职。20世纪20年代，由于印度民族独立运动高涨，便将新沙逊洋行的经营重点转移至上海。1923年，来上海主持业务，除贩卖鸦片、军火外，还扩大房地产投资，建造了沙逊大厦、河滨大楼、华懋公寓、格林文纳公寓、都城大楼、汉弥尔顿大楼等当时上海最高的建筑，又建造了凡尔登公寓、仙乐斯产业等房产，还有罗别根花园、伊扶司乡村别墅等产业。又相继开设了华懋洋行、业广地产公司、祥泰本行、安利洋行等企业。1932年开始，因日本侵华局势严重，开始抛售在上海的产业。到1941 年，各直属公司的房地产账面价值为8689.3万元。抗战胜利后陆续售出自己的产业，将资金转移至香港、伦敦，并将新沙逊洋行的总部迁至巴哈马的拿骚。解放后，其在上海的企业因拖欠国家大量税款，于1958年全部转让给中华企业公司，以抵销各种债务，在中国的业务完全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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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多年以前，网络上流传一篇名为关于犹太人的帖子，大概是说以色列是对中国知恩图报的国家，其赞扬之声溢于言表。文章发出后，在网络上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也让许多年轻人热血沸腾。随着时间的推演，大家都已经不再年轻，生活所迫，早已没有了往日的热血。拜网络发达所赐，能听到各种不同的声音，便将所见摘录于下。
流散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依靠自己独特的信仰和天赋，逐渐壮大，并且对所在国家施加影响力，沙逊家族便是世界各地犹太家族的一个典型代表。相信只要是个中国人都知道鸦片战争，但是对中国贩卖鸦片的始作俑者，这个犹太家族，也许因为种种原因，历史课教科书上却没有提及。而沙逊家族在后来进一步向中国发展，以上海为基地，以英国政府的庇护为凭借，俨然成为上海滩的一霸，第二段的材料虽然有些枯燥，但是其中所反映的犹太人敛财经营之手段，可见一斑。基于种种过往，网上甚至有人说沙逊就是英国人在中国的走狗。以宗主国作为保护，以经营天赋为手段，也许就是犹太人在近代历史阶段发迹的原因。
国与国之间，更多是体现利益的往来，而非所谓兄弟般的友情，这种事情相信大家已经见过太多太多。热血青年，总是太重感情，虽然快意恩仇，但也经常为人利用。现在世道险恶，人心难测，为了活命，就不得不将感情放下，更多是用自己的头脑考虑问题。如此，实在是让老衲唏唏和嘘嘘得不能停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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