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鹧鸪天

鹧鸪天
昨夜人还共剪窗，晓来梦醒酒穿肠。别情怅作两行泪，离意伤成一晚霜。
山海去，地天伤，盼来门外雁三行，奈何旁落长相怨，只影独怜顾自凉。

昨夜人还共剪窗
是说：我们一起剪窗花的日子好像就在昨天晚上一样。另外窗花这种东西在平常的日子里是不贴的，只有在重要的日子，比如“春节”，才会有的。

[[i] 本帖最后由 eilsel 于 2009-9-14 06:30 编辑 [/i]]

早上空腹喝酒会伤身不？
红心送上，祝福快乐！

1、兄之词力确是强极，我辈不及。
2、祝福兄快乐！
3、我与兄对儒家看法不同，借兄帖发几老文，与兄探讨。

“学”系列之儒家论谈之一—孔子和《论语》
    现代的一些喜剧电影中常出现这样的情节，出题人问孔子是什么家，如果答题人回答是儒家，就会被判定为回答错误，然后出题人给出的答案是：孔子是老人家。其实这带有脑筋急转弯色彩的所谓正确答案也没有错。“老”其实是敬语，言成熟至极；“人”的名称是区分人与其他物类的称谓，因人是万物之灵长，谁能说此谓不是大称（我们每个人既要对此称谓引以为荣，又要对此称谓所包纳的深厚内涵展现出的意义产生深重的义务感。因为我们人类有其他物类所不能及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就必须从善的角度出发，把自己摆在有能力、有责任去保护自然的平衡与发展的主体的位置上去。）； 古往今来，在历史中记录下来的各行各业的人士中，能被尊为“家”者不过寥寥，往往数百年才能出现一位、两位，就已经算得上是人类之大幸了。比如，中国传统哲学学者中的“大家”之最者，秦前不过老子、孔子二人而已，其他如管、孟、庄、荀、韩等人，虽学问不见的不及孔、老二人，但已在他人的认识中被排于二流了。再比如中国诗坛贤者云集，唯李、杜光芒耀照，百代无出其右者。因这几乎的独一无二，孔子被称为“老人家”，是真当之无愧也。
    说到儒家，其实在孔子之前也有儒者，但被孔子认为的能称为“君子儒”者并不多。因为在孔子看来，儒只是一个以知识为依托或以行业为依托的群体，在这一群体中“小人”可能还是占大多数的，能成为“君子儒”者不仅是知识广博的学者，更应是道德感极强、道德行为能力极强的“仁”者。孔子一生都致力于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并极力的用自己的行动和见识来感染身边的人，使他人向“善”与“道”。因此，孔子配的起“君子儒”的名号。我认为，我们现代的一些学者总用带政治色彩的有色眼镜看孔子，把他的理论贬到奴隶主和封建主统治阶级的御用工具的层次里去，其实是不完全正确的。我们之所以说孔子的理论中有糟粕，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已经进步到了更高级的阶段，我们普通人的政治主体意识随之比历史中的“圣人”要更强，我们这个时代的道德水准也比旧时代的道德水准要高很多。基于我们现代人思想上有了这种相较的进步，我们才判断出孔子的理论中有些在阶级政治论调上是在我们这个时代被认定为是不正确的。有了这种理解和谅解，我们就应该把孔子放到一个相对比较崇高的位置上，因为那是一位两千多年前的智者应得的尊荣。
    做为政治家的孔子被大家说的太多，不用我“添足”，大家也都知道他的那套“仁”的理论在诸雄争霸、各呈诡计的春秋、战国时期是行不通的，其可称道者大概只剩了那“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进取精神了。
    孔子能被成为“至圣先师”，部分的是出于封建统治阶级用孔子初步设定的儒家理论中的“君臣”观麻痹老百姓思维的政治目的，但孔子于此称号并非浪得虚名，而是实至名归。孔子做为中国的第一位见于史册的民办教师，确为“有教无类”之教育理念开了先河，比如，传说孔子有弟子三千，其中贤者就达七十二人之多。另外，孔子的宣教（并非宗教之教）范围似乎也是释伽比不了的，释伽在世时说法，不过是在方圆几百公里以内，而孔子是周游过“列国”的。虽然，之所以有那么多人向孔子学习“礼、乐、射、御、书、数”等建构个体思想和增长服务于社会和统治者之能力的知识，是由于中国奴隶社会中、后期社会动荡使人心思变的现实社会状况促成的，但孔子做为一个“勇而敢”者，站出来，面向大众宣传在他之前只局限于在君子中传播的思想，确也是难能可贵的。
    孔子做为教育家，提出了“生而知之”和“学而知之”观点，做为其教育观的理论支撑。因为他认为人中的大部分必须通过“教化”，才能被培养出智慧，才能去部分的实行“仁”。在此，我在分析和比较孔子与现代之理念于认识“生而知之”和“学而知之”上的不同的基础上，推导出我认为的孔子之思想已溶入中国人血液中的认知。对“生而知之”，我认为其体现在物质特性的传递上，在人类中也是存在的。我在我写的小说《凡人小记》中已经提到了自己这方面的认识，即人类的细胞，包括染色体，在互相通过生物电反应传递信息的过程中，已在人类的整体乃至个体的以物质性为本质存在的所谓“思想”中形成了“智慧海”(在写佛学的小文中,我也会对这所谓的“智慧海”结合佛学加以论述。)，只是这“智慧海”是隐藏在人类细胞的记忆库中的（我们也可以称其为信息组），这“智慧海”的智慧能否被激发出来并继续发展和“扩张”，取决于人类个体能否在后天的成长过程中去学习、历炼、“琢磨”。而孔子的“生而知之”观因受他生活于两千五百年前的时代时，物理学知识处于低级阶段，致使不能正确解释生物生存现象的限制，所以是神秘化的、唯心论的，是未探究到宇宙规律本质的，是一种感性认知。对“学而知之”观，我们今人仍和孔子持一样的认识和态度，都希望通过不断的学和习，增加人本身的知识保有量、见识程度、智慧，从而使人得以发展和进步。如果我提出的“智慧海”理论是正确的话，再通过历史证明的孔子的理论已在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思维、思想中扎了根的事实的反映，我就会这样认为，中国人的每一个细胞中就都有了孔子的思想，所以说“孔子之思想已溶入中国人血液”是不为过的一种事实。
    说“孔子之思想已溶入中国人血液”，那么溶入中国人血液的孔子的思想是什么呢？笼统的说，就是他提出的“仁”的理论，而这理论是以什么为载体的呢？就是《论语》这部书（被大家共同认可的，孔子本身没有写作过什么书的这一情况，我也是认同的。致于所谓的孔子制“六艺”，不能说没有发生过，但参看易、书、礼等书，可查察出，这些书的内容并非出自一人之思想。因此，可分析得，孔子自己学习并指导他的学生学习“六艺”的事情是有的，但编辑成文字形式的书籍的成果却并非孔子之力，而应是一个共同的儒家学习圈逐步的“造”成的。在这以孔子为中心的一群人共同的学习过程中，产生出的最直接的作品，就是《论语》这部书。）我为写这篇小文，又重读了一遍《论语》，读的时候，不仅感觉到此书中的每一个字都是那么亲切（在读《论语》时，我甚至一度也想用自己的思想对《论语》的每一句话进行“解读”。但读完后，又改变了这个想法，因为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论语》，我若随意乱“批”，恐怕有人就会对我“解毒”了。），而且回想自己的一些行为，确实也是按照孔子在《论语》中提示的人应有的行为准则在部分实行的。（其实，每个中国人都或多少的在“行”儒家之事。比如我的爷爷，他虽然不识字，但在对我的言传身教中无不显出儒家之风范。）虽然我因私心私欲的深重，不能以一个“君子”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但我在心中是希望自己能通过不断的在生活中去学习和锻炼，进而逐渐向“君子”之“标、格”靠拢的。   
    《论语》对中国人影响之强烈已在“孔子之思想已溶入中国人血液”这句话中表现的淋漓尽致。这强大的影响力，有好的一面，有不好的一面，也有一些有意思的方面。
    《论语》可为今人借鉴之好的一面太多，甚可说是不胜枚举，我就不多例举了，在这只举一例。比如《论语》中对伦理关系的强调，是其最优秀的成分。说这一长处，就不能不提自由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在此方面的短处。古典自由主义讲自由、平等、博爱，是极大的强调了人格，但在一定程度上却破坏了亲情对社会基本组织—家庭的合和力，将亲人也以契约关系放到了用金钱衡量的对等关系上，如果没有基督教对自由主义世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和，恐怕古典自由主义（现代社会中实际实行的自由主义已被社会主义部分“冲淡”，实际上，自由主义国家以国家强制力在推行社会主义的一些执政方式，比如税收、救济、福利等这些行政策略。）会让每个人都把自己的自由最大化，从而弃他人之权利而不顾，连亲情也会被抹杀。教条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并不等同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虽然至今仍是人的空想，但其保护人自由、而非扼制人自由的本质是不容人歪曲理解的。）思想因过分强调集体利益，不仅将人类个体的自由追求部分的消解了，而且人感情中最应有的对亲情关系的强调也被之减弱（我们现代中国实际上实行的不是这种教条的社会主义，而是用自由主义和中国传统哲学的有益成分在结合着构建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此，也造成了亲人之间关系的紧张。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中缺少对亲人之间的这种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爱的关怀，在一定程度上蛀蚀着人类的基本组成关系中最坚固的那一环节，把人规整为更趋向于政治人、自然人的层面。如果最能体现人之为人的用亲情来体现的那部分被削弱到此种程度的话（我不能不说所谓的阶级感情，在激情燃烧过的岁月之后，被人再次思考，是会被理解成一个笑话的。），人就在精神世界中成了残缺的人。可以说，人类的伦理思想是人的道德思想发展到高层次的表现，伦理道德是人类善念的基石，这是因为，有了对人的性格具有整和作用的亲人的爱，才使人的所谓的人性超过了动物性。《论语》中极大强调着的伦理道德（此道德观与君子论结合，造就的是人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心理平衡，而不是单纯的为亲情而亲情，以亲情超越社会规范及道德律。），正被中国当今社会及每个个体重拾，使被文革和经济改革（我对这两次改革也持辩证的态度，文革有其开放革命思想的益处，经济改革有其使人被金钱异化的弊端。）冲击而部分被忽略的人性中最深沉的爱得以“回归”。
    其次举不好的方面的一个例子。不可否认，《论语》中的爱民思想虽然有，但以民为本的思想还不够确切和具体，甚至有些瞧不起老百姓，还有，臣对君的“忠”强调的又有些过（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这是孔子受历史局限造成的，我们不能责怪他，因为他是人不是圣。），这些“东西”被后来的中国封建统治者利用，并添油加醋，从而进一步使得中国老百姓的“奴隶”思想根深蒂固起来。时至今日，很多中国老百姓还迷失在对权利的崇拜之中，就是《论语》这一缺陷造成的。
    再举有意思的方面的一个例子。比如《论语》的语录体写作方式是孔子及其学生所处的时期的写作文本格式未健全造成的，但却同样影响了中国数千年，比如明代的王阳明就是以语录体写作的，甚至到文革时期，毛泽东的名言警句也被编成了语录体。可以说，中国人自然而然的接受着语录体，也自然而然的喜欢着语录体，这种“微言大意”的写作方式是符合了还是造就了中国人的片面思维（片面思维到很符合后现代思想的思维片段性的特点）方式，就不得而知了。
    本小文的最后，我以《论语•微子篇第十八》中的一段话作结尾。其文为：“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着犹可追。’”

“学”系列之儒家论谈之二—孔孟之道和《孟子》
    孟轲是孔子当仁不让的最正统继承者。他对孔子提出的“仁”的思想继续引申，并全面的归并到他自己的政治理念中去。可以这样说，孔子虽向春秋各国“兜售”自己的以“仁”治世的政治主张，但他对他心目中的“理想国”的设计还不如孟子具体，所以孔子更应被当做一个推行“仁者爱人”思想的“始作俑者”来看待，而孟子的思想则是从孔子这位“导师”的思想中汲取了足够的营养，并开花后结出的最丰硕的果实。这果实直到大一统的中国式封建制度建立起来，才被采摘了下来。所以，孟子是可以和孔子并称、同坐的儒家大师。   
    从我个人的认识角度出发，我认为孔子这位“夫子”做为一位教育家是更为合格的，但做为政治家却是失败的。孟子的政治主张虽然同样没有被战国时期的更喜欢用法家思想来争“势”的诸候王们所接受，但他不仅发杨光大了孔子的思想，还建立了自己独有的甚至已超越孔子之“使民服”思想的“民本”观，这“缘”于他晚生孔子百多年，看到了奴隶制社会邻近崩溃阶段时社会中被奴隶主统治阶级敌视的“不安定因素”，也就是老百姓逐渐被疯狂的君子们“逼”出来的反抗精神，并对这精神在“调查研究”基础上给予了足够的尊重和理解，继而想引导当政者以“仁”的政治态度来对待百姓，进而使老百姓安居乐业。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无产阶级哲学工作者们”（看到此文的人，从我这句话的架构和表现出的语气中大概会直观的感觉到，我好像在讽刺社会主义和那些“狂热”的社会主义理想持有者。但其实不是这样的，我没有贬低社会主义的意思。社会主义的社会模式确实是比资本主义要高级和进步的社会模式，只是其从建立到全面完善，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人们共同努力的去促进经济大发达、社会和自然大和谐，在这发展及和谐的基础上，社会主义才有可能达到高级阶段。比如我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的高层执政者们为改善民生和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向高级阶段发展，正在把自由主义和传统哲学的精华纳入到执政理念中去，这就是所谓的社会“转型”。那么，在未建设完成高级的社会主义社会之前，一些所谓的无产阶级人士以自认为的阶级意气和从教条的无产阶级身份及角度出发去评价自由主义和其他马克思主义之外的哲学就不一定完全正确。）说孟子的思想是“着眼于缓和统治者与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维护剥削阶级的长远和根本利益”的。在一定程度不能说孟子的思想不存在此倾向，但如果说孟子绝对的是从这一目的出发去推行其政治理念，则有些冤枉这位“老先生”了。我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我认为，孟子思想的本质中含有一种出于善意的人文关怀，而且此关怀达于君、达于士、达于民，虽然因受孔子的影响，他更多考虑的也是对人的道德观的建树，而未更究级的考虑到对人的终极关怀（儒家从伦理道德角度出发做了大量想启发人的“孝道”的工作，不过其“不知生、焉知死”的这种对人本身的认知态度，虽然够严谨，但结合其“君子”观和“士”道的这种只谈人的价值，几乎回避了对人进行本体认识的方式，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不能给“人何其为人”这一人最想追问的问题一个令人十分满意的答复，也就易于使人对自己的存在价值产生疑问。中国的道家和后传入中国的佛家正好对儒家此种不足做了弥补性的工作。），但毕竟是希望人能向“真、善、美”的进步方向发展。就此来说，我对孟子的思想是尊重的，并认为在当今时代，其思想仍有用武之地。
    虽然孟子未能更究级的考虑到对人的终极关怀，但孟子的本体论认识却是比孔子更进一步的。相对来说，孔子讲的是“不语怪、力、乱、神”，孟子却说出了“万物皆备于我矣”的话。可考见，孟子此说出于道家之“万物一马”理论。孟子有了这样的本体认识，“以人为本”就被“接”了他的政治理念，为其“人治”观打下了更牢靠的基础。可能孟子不会想见，他提出的比孔子更进一步的“人治”（孟子曾强调“君子德风、小人德草”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点，为“人治”鼓吹。）观，在其之后的中国封建社会中被封建统治阶级结合入法家思想，形成了“外儒内法”的执政理念，并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之久。甚至通过对今日中国的社会现实考察，仍可判知，中国的行政实际情形还是“法治”名义下的“人治”。
    基于对以上的一些论述的综合判断，应认定，如果说孔子是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家，那么孟子就是伟大的政治家和半个哲学家。
    下面，我抄录《孟子》中的一些句子，并结合当今社会现实稍作发挥性的解释。以为上面的观点作注脚。
    《孟子•梁惠王章句》有言：“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中国当今处于社会“转型”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情况实际上是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一些基层的执政者对此情况还没有“把准脉”，只从自己的小集团利益出发，从一些私有组织口中“捡”着“食”，没有起到平衡私有组织和个人之间关系的应有行政作用，不能不说是忘记自己人民公仆（孟子说“君”当“为民父母”，这种从伦理道德角度出发建构的行政观，不见得比“公仆”式的行政观要差。）的身份，在做着“率兽而食人”的事情。
    《孟子•尽心章句》有言：“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今之世，百姓之“昭昭”却也得益于一些官员的“无明”。
    《孟子•梁惠王章句》有言：“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当今的一些中国学者提出了使中国民众的各种财产私有化程度加大的设想，即是在既参考了自由主义社会经济制度实行现实情况，又考察了中国民众的思想趋向后，才提出来的。
    《孟子•公孙丑章句》有言：“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以此推断，中国当今社会中的不少人，特别是一些特权阶层中的人，大概就算不上是人了。
    《孟子•藤文公章句》有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当今之世，大丈夫有几人？
    《孟子•告子章句》有言：“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句中的“放心”指的是人的本心，此句全意是找回自己的本心。虽然当今社会中，很多人因私欲而迷失了本心，也就是丧失了人格，但正可拟中国佛学“法华宗”所言，仍“未断其性善”，此本心不是不能找回来的。让我们一起通过在人生中的“修炼”和对“学问”的追求，寻回我们被欲望“逼迫”的“流亡在外”的本心吧！
    《孟子•尽心章句》有言：“君子有三乐，父母俱在，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教育之，三乐也。”此三乐是人活于世间的真乐也。有父母能尽其孝顺，得父母之纯爱，是人之大幸也；无愧于天、地、人，达到心平气和的心理状态，自我就会处于大乐之中；能把自己所掌握的智识通过“教育”传达给能理解和继续传递下去的人，无异于生命的延续，岂不快哉！
    《孟子•尽心章句》有言：“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也，义也。”此不忍、不为之心，尽显儒家的“慈悲”之意，其人文关怀之情况，如“江河”广“决”，确“沛然莫之能御也。”
    最后，以我最喜欢的《孟子•公孙丑章句》的一句话结尾，此句是：“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学”系列之儒家论谈之七—秦后儒家
    我写有关道家的小文时，和写儒家一样，也以“秦”为分水，是因为，“秦”虽只二世（三世算不上），但却是真正在中国思想界建立“大一统”之中国思想的开端。有了这“大一统”思想，任何中国的哲学就都不免退居于中国式帝国封建制政治思想的藩篱中，从而导致中国哲学在人文和科学上的建树难免“寡淡”；儒者中偶有特立独行之士出现，也只能领一时之风骚，未能改变封建专制下僵化的文化倾向。比如道家在这方面的遭际，我在写道教和道家的小文中就有所体现。儒家和道家的命运是一样的。直至明末及清，一些学者受资本主义冲击，才有民主思想搏动和焕发，其智慧已是结合自由主义与中国各家传统哲学后形成的“异”种了（我会在另辟的一个小专题中用一部分文字讨论这“异”种。）。致于本文，就是要简单介绍“秦”后儒家的大致“行进（我说行进，而不说发展，是因为，儒家在秦后基本上没什么发展，即使是这一哲学门类与其他哲学门类合流，也没从根本上超越秦后儒家为封建主义政治服务的主流本质。）”历程。
    秦后的第一个大儒者是董仲舒，虽然汉武帝并不是真的在他的鼓动下独尊了儒术（刘彻“坚持”了一段道家治国思想，然后就是对法家的倚重，儒术不过被他拿来和法家治国之术兼用的“东西”而已。），但儒家学问因为他的篡改和操作，开始为封建统治阶级实际的应用，却是不争的事实。也正是从董仲舒始，儒术（我认为技术是应用层面的东西，而学问是理论方面的东西，一旦理论转化成了技术，就部分的程序化了，就不灵活了。也可以这样说，相较人的思想，应用性的技术永远是落伍的，当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甚至会形成“反动”的力量。）作为一种“术”成为了统治阶级政治思想的附庸，并逐渐取得了官方“哲学”的地位（在我看来，如果哲学成为官方的东西，就不再是哲学了，而是一种政治工具。在政治文明不发达的年代，官方的“哲学”往往是反民主的，是人民的敌人。）。这一“捆绑”，即使儒术“威风”了两千多年，又使其合理的哲学成分在现代被它的糟粕牵累，因而一起被踩到了人民的脚下。这导致了儒家学问沉寂多年，直到近几年，才又因儒家讲和谐的那部分精华被树立起来。
    董仲舒把儒家学问“打造”成“术”，其“术”的成分就是“天人合一（董的“天人合一”和我认为的人的物质组成虽然是宇宙的缩影，但精神力又可自成意志宇宙，且可以在自由的思想层面上包纳物质宇宙，是不一样的。）”、“天人感应”、“君权神授”。董仲舒在《阴阳义》中提出：“人有喜、怒、哀、乐之容，春、秋、冬、夏之类也”和“人之性情，由天者矣。”在《同类相动》中提出：“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在《为人者天》中提出：“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就分别是他在这三方面的认识。董仲舒被后人诟病的理论还有“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及在《深察名号》中说的“名性不以上，不以下，以其中名之”的“性三品”说。封建社会中的人分等级，在他的这些理论里被合理化了。就这一点来说，儒术怎能不取悦于希望唯我独尊和希望把自己神化的当权者呢？如此之言论，怎能不让今日之深明人人平等之意的人嗤之以鼻呢？当然，董仲舒的理论中也有积极的东西，像“仁、义、礼、智、信”的这“五常”，即使在从今往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仍是高级的人类道德观；还有其在《基义》中提出的可追溯到孔子的“厚其德而简其刑法”之观念，就一直于中国封建社会在官员们采用儒法合流的行政方法去行政时主导着他们使用“德主刑辅”的思维方式去“思想”。
    军事家、政治家的头衔，掩盖了曹操和诸葛亮的儒士本色。特别是后世中国人民受儒术“正统说”影响，掩盖了正确的视听，一直认为曹操是奸雄的情况下，致使他得到的民间评价有很所偏颇。其实，曹操是特别重视儒家之“礼”的，在《魏志•高柔传》中，他有言：“治定之化，以礼为首；拨乱之政，以刑为先。”在《魏志•武帝纪》中，他有言：“丧乱以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就体现出了这一点。特别是“吾甚伤之”句，更体现出了儒家长者的悲泯情怀（我对曹氏诗也很喜欢，会单写小文论述。）。“大名垂宇宙”的诸葛亮是家喻户晓的“忠贞”之士，他的“不肯代刘”，他的“鞠躬尽力，死而后矣”，都充分显示出了他的儒家风范。在《蜀志•诸葛亮传》中记录了他这样的话：“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此高风亮节，更为后世人民称道。他的这家风还传及他的后世子孙。他的儿孙不仅是清廉之人，而且还战死杀场（近代，和诸葛氏堪美的有我们敬爱的总理周恩来，周总理的言行、家事和诸葛亮极其相似，其子女亡逸，死后无余财，以致赢得联合国为其下半旗致哀的崇意。）。从诸葛亮的言行中，我们看到了以身作则的大儒情操。
    其实，中国历代，一直不缺乏将儒者情操传递下去的仁、智之士。比如唐初的魏征，就是诸多儒家仁者中的一位。在此，我记录他在《公平》中说的这样一句“明”言：“仁义，理之本也；刑罚，理之末也。为理之有刑罚，犹执御之有鞭策也，人皆从化，而刑罚无所施；马尽其力，则有鞭策无所用。由此言之，刑罚不可致理，亦自明也。”再比如，持有朴素唯物主义观点的智者柳宗元，他在《封建论》中说：“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还比如，积极主张“刑礼迭相为用”的白居易，在《白居易集》中记录了他这样的话：“刑者，可以禁人之恶，不能防人之情；礼者，可以防人之情，不能率人之性；道者，可以率人之性，又不能禁人之恶。循环表里，迭相为用。”
    以上这些儒家学者，虽然都是仁、智之士，但还不致于像韩愈那样，把自己推到风口浪尖的位置上去。韩愈的“志向”是将儒家的“道统”传递下去，他甚至还为这儒家的“道统”建立了一个体系。他在《原道》中指出：“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死，不得其传焉。”虽然韩愈是个反宗教的人（他曾积极倡导抵制佛教、道教。），但他的“道统”说，甚至使人觉得儒家学说像宗教了。我搜集了一些他的言论，录于下。《原道》有言：“博爱（宗教人士挂在嘴边上的“博爱”，出于一位儒者之口，一点也不诡异；因为儒家哲学是一种讲人文关怀的生存哲学，其有关心人本身的言论，是不足为怪的。）之谓仁，行而宜之之为义，由而见之之谓道。”、“其所谓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谓道也，其所谓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谓德也。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韩愈的这种道德观，如果拿到今天来说，就是一种合乎公共行为准则的民俗道德观，而不是那种辩证的超道德观。《原性》有言：“性也者，与生俱生也。情也者，接于物而生也。”、“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导而上下也，下焉者，恶焉而已矣。”韩愈的这观念继承于董仲舒的性三品说。因我持有人性在人类出现的初始阶段原无差别，后虽因个体差异有差别产生，但仍可改造的观点，所以对韩的观念是极不赞成的。当然，韩愈也有令我钦佩的一个观点，就是“足乎己无待于外。”
    儒家的人生观，而不是所谓的“道统”，继续于唐后，在中国的思想界传递着。“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出于《包拯集•诗》）”的包拯；“以变风俗，立法度为先（出于《答手诏封还同罢政事表札子》”的王安石；与王安石拧着干，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讲“有礼则生，无礼则死（出于《易说•复卦》）”的司马光，都是儒家中的“人物”。支持司法光的二程“理学”，是儒家学问在宋代“成长”出来的一个重要“枝杈”。朱熹是这一理论的集大成者和鼓吹者。
    朱熹倡导的“理学”，最大的谬误，就是他在《朱子语类》中提出的：“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这一理论，禁锢了中国人的思想，特别是一些中国学人的思想，中国人的自由观被朱熹的这一理论“打击”的七零八落；中国人的创造性从宋中期开始走下坡路，不能不说受到了朱熹制造的这思想的“笼头”的影响。不过，朱熹在《朱子语类》中提出的：“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有理。”却也体现出了他独特的唯心主义宇宙本体论。朱熹“别致”的观念，还有以“敬”为方式的身心修养方法，在《朱子语类》中他提出：“敬字功夫，乃圣门第一义，彻头彻尾不可顷刻间断。”、“坐如尸，立如齐，头容端，足容重，手容恭，口容止，气容肃，皆敬之目也。”朱熹提倡的这种人类个体修养方法有些可笑，其方式类似于佛教律宗的“清规”。我过激一点的说：这些方式，对人类活泼的本性是一种摧残。
    在元代，虽无大儒出现，但有保护儒者的耶律楚材。至明代，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以儒为本、立志要“做圣人”的、被海瑞推崇的、创立“心学”的大儒—王守仁。其后，中国的大思想家，已不以儒为专守，思想如我在本文开始所说的，虽然“身上”还带有儒士的影子，但已经变异。基于此，我想对他们的思想单独阐释，所以就不列在儒家系列小文中介绍了。
    阳明先生的门人们总结王守仁的言论形成的《传习录》中记录了王守仁回答他的一个属官问题时的这样一段话：“我何尝教尔离了薄书讼狱，悬空去讲学。尔既有官司之事，便从官司的事上为学，才是真格物。如问一词讼，不可因其应对无状，起个怒心；不可因他言语圆转，生了喜心；不可恶其嘱托，如意治之；不可因其请求，屈意从之；不可因自己事务繁冗随意苟且断之；不可旁人以僭毁罗织，随人意思处之。这许多意思皆私，只尔自知，须精细省察克治，惟恐此心有一毫偏倚，枉人是非。这便是格物致知。薄书讼狱之间无非实学，若离了事物为学，却是著空。”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王守仁在处理实际事物上是个很注重客观事实的人，所以不是像有些社会主义学者断定的那样，说他是个纯唯心主义者。这段文字给人的启迪是，所谓的“道”并不只是“形而上”的理论，而是就在我们生存和生活的实际中，只要我们用心去做好每件事情，也就把握了它。
    王守仁的哲学核心—“心”学，为宇宙定义了一个人类意志的本体存在，在《传习录》的“只有一体，流行为气、凝聚为精、妙用为神。”、“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使有一物失所，便是我仁未有尽处。”、“一者，天理。”、“道即性即命，本是完完全全，增减不得，不加修饰的。”、“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弊，即是天理。”这些论述，体现出这一点。我认为，这些观点确实唯心了一些，但这种一元论的认识，还是突显出了王守仁的哲学素养的高深，体现出了他思维的缜密。另外，可看出，王守仁的此哲学理论，上承荀子，兼收佛、道，已将中国的所有传统哲学都包容了进来。我认为，正因为这哲学是中国式哲学的顶峰，所以已无发展的余地。即到了“易学”所称的“穷”的地步，必须“变”，才能使中国的哲学更进一步。
    本文就以王守仁的“为学者大病在好名。”和“不行不足谓之知。”结尾吧。这两句话是可以做学习的座佑铭的。

[quote]原帖由 [i]zhangqi672162[/i] 于 2009-9-14 10:03 发表 [url=http://67.220.92.21/bbs/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37998377&ptid=2394810][img]http://67.220.92.21/bbs/images/common/back.gif[/img][/url]
1、兄之词力确是强极，我辈不及。
2、祝福兄快乐！
3、我与兄对儒家看法不同，借兄帖发几老文，与兄探讨。

“学”系列之儒家论谈之一—孔子和《论语》
    现代的一些喜剧电影中常出现这样的情节，出题人问孔子 ... [/quote]
兄之观点，我基本认同，我之所以说孔子的思想“遗祸万年”说穿了，就是兄所言中的一句话“麻痹老百姓思维的政治目的。”中国人被麻痹了几千年了，不知道还要被麻痹多长时间。至于孔子对文学艺术，个人修身，如何为人之师等等各方面的贡献称之为“大家”绝不为过。说此人“功在千秋，遗祸万年”我倒觉得还是颇为公允的。自古以来，以"孔孟之道"修身者几何？多为文人雅士，至于草莽农夫，渔人商贾，皆不善此道；然而以其思想损人心智，麻痹世人之统治阶级，历朝历代数不胜数，说其遗祸万年皆由此处。犹如希特勒的野心和对战争的狂热掩盖了其优秀的政治手段和治国方略一般。